1.试述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
元杂剧的兴盛,指的是出现了一大批作家、一大批作品,而且戏剧活动及其普遍而频繁。就其社会原因而言,是经济、政治、作家构成、演员技艺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元代城镇经济的相对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元代前期,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戏剧这种较富于群众观赏性的文艺形式,便适应城镇和商贾市民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要求,迅速的兴盛发展起来了。商业性的游乐场日益增多,这就为杂剧演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在北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戏剧活动在节日、庙会常常不定期的开展,并出现了固定的演出场所-戏台。也有力的促进了元杂剧的兴盛。
其次,元代政治对杂剧的兴盛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元代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在元代初年比较尖锐,这不仅造成了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激发了人民的愤怒和发抗情绪。而杂剧正是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较足以表现人民的愤怒情绪和美好愿望,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元代初年在军事、政治方面严加防范,而在经济、文化艺术、道德思想上却是相当放松的;由于元代初年禁锢人们头脑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动摇,这对人们的思想是一次很大的解放;蒙古统治者由于语言、文化和习俗的隔阂,对中原文化还不甚了解,使他们不自觉地对杂剧表演内容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共同促成了杂剧的兴盛。
再次,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促使大批文人投身于杂剧创作,这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金元之际,文人沦为奴隶的极多;元代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广大汉民族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普遍降低;蒙古灭金后,停止科举考试将近八十年,文人入仕的机会相对地说要少多了他们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由于元代统治者重实用、轻文学,即使文人入仕,也多不受重用,故而流传“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正是当时文人社会地位如此低下,使一大批文人以杂剧创作为生,大大壮大了杂剧创作的队伍,提高了杂剧的质量。同时,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促使文人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更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这就有利于杂剧作品思想艺术成就普遍提高。
较后,大批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是促进元杂剧兴盛的原因。元代杂剧演员数量极多这在夏庭芝的《青楼集》,《马可波罗游记》都有记载。这些人有很多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这使得他们的表演能力大大地提高了,丰富和提高了杂剧艺术。而且,许多演员与杂剧作家有密切的来往,如朱帘秀与关汉卿,天然秀与白朴等。这也使她们能深刻地理解作家的创作心情与意图,有利于提高了杂剧表演的艺术水平。
2.论述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悲剧命运的原因
关汉卿《窦娥冤》集中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和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其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意志冲突。
首先,高利贷如羊羔二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
关汉卿着力要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社会的冲突。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同蹂躏节 *、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也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窦娥冤案的根源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社会现实中,坚守传统的道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从窦娥的悲惨命运就可以看出来,如她临刑前,感到天地鬼神昏愦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绝境,又聪明得自觉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
《窦娥冤》全剧较后,窦恩德节、孝等道德情*,,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作者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关汉卿把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将其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3.简述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关汉卿以其卓越的戏剧艺术,屹立于世界戏剧艺术家之林。
首先,他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并参加了演出实践活动,促使杂剧艺术体制趋于完备,他对杂剧具有草创之功,对完备杂剧体制贡献较大不仅在外在形态上如一剧四折进行了探索,而且在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的安排上,关剧大多简洁、集中、激烈、机匠、意匠惨淡而又流转自然,处处都合乎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同时也处处都体现了中国戏剧的民族特征,成为戏剧艺术的典范之作。
其次,关剧题材广阔,无所限制,从而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戏曲多方面地表现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写什么像什么,让特定的情境和语言为刻画各种人物服务,从而塑造了一大批身份不同、地位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如坚强善良的窦娥,侠义机智的赵盼儿,胆识过人的谭记儿、勇武豪壮的关云长等
较后,语言风格豪放不羁,属于本色派。
4.试述《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形象
《西厢记》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崔莺莺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
崔莺莺是相国千金,她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献丑万众,无语怨东风。”正是这种难以名状、难以捉摸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于是她陷入了情网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之苦。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
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张生仗义修书,请好友百马将军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因怀疑张生此举有乘人之危之嫌,故而出尔反尔,躺他们以兄妹相称。这件事实际上赋予了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同时赋予了崔、张的爱情内在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生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这实际是表现莺莺的“假意儿”。可以看出崔莺莺要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她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感情。
莺莺和张生木已成舟以后,老夫人*迫张生上京应考求官,他们的爱情又面临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的那段唱词,揭示出她复杂的心理。既担心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将自己抛弃。莺莺和张生的较后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
《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