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一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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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考试目标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赋
理解：魏晋南北朝赋创作大势：建安赋：继承汉末抒情小赋，辞彩更明丽；两晋赋：大赋复兴反照，小赋忧生或山水；南朝赋开唐代律赋先声，北朝赋有讽刺之义，文风质朴。
第一节 建安赋作的繁荣
简单运用：
①建安赋作繁荣的原因：亲身体验、经学打破、建功立业、执政提倡、驰骋才华。
②《洛神赋》艺术成就：叙写眷恋之情，辞采绚烂清冷臻于极致，意象美丽。
综合运用：
建安赋作特点：1、自觉的作者群2、抒情性加强3、对偶工整辞藻美丽，注意韵律和谐。
第二节 两晋赋坛的多样化倾向
理解：
两晋赋坛大势：多样化，大赋复兴反照，小赋除感伤刺世赋外，出现山水赋。艺术上妍丽工整、用典。
简单运用：
①《三都赋》特点：1、内容丰博2、语言精炼、辞藻壮丽3、求实②《悼亡赋》特点：凄恻婉转，哀怨动人，深于情又善于抒情。
③愤世嫉谷赋作特点：1、针对性更强，切中门阀政治2、激烈尖锐，嬉笑怒骂。
综合运用：
两晋赋内容及形式特征：内容：忧生、讥刺时弊、山水。形式技巧：1、用事（用典），简练有说服力2、辞藻，妍丽新巧3、音律，注意声律美、换韵。
第三节 精致化的南朝骈赋
理解：
①《芜城赋》特点：对比强烈、对仗工整、辞藻绚烂。
②《恨赋》、《别赋》特点写遗恨、离别，都声情并茂。以四六对句为主，对偶精工而不失活泼，辞采绚丽又情感深挚，用典精当而不冷僻，声韵严整和谐。
简单运用：
①南朝骈赋形式及内容特点：骈赋成熟定型，对偶精工、用典博瞻、声韵和谐、辞藻华丽。
第四节 北朝赋与庚信
理解：北朝赋特色：讽谏、体物写志，不离宫廷与政治，赋风质朴；后期也出现自抒情志作品。
简单运用：庚信赋的特点：早期绮丽柔靡，后期抒情咏史，融于一炉，情深而辞工，用典密而切，音韵谐而畅。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散文
理解：
建安散文创作大势：建安打破经学，重抒情、重文采。南朝骈文在对偶、用典、辞采、声韵四方面已臻极致。北朝则出现散文名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
第一节 魏晋文章
1.建安散文
理解：
①曹操散文特点：政治性、应用性强，打破虚语俗套，挥洒自如，直抒胸臆。
②曹丕、曹植散文特点。注意辞藻骈偶。曹丕丽句佳藻，曹植气势宏盛，文辞瑰丽。
简单运用：
建安散文的特点：1、内容上不再敷衍经义，注重抒情，言之有物。2、形式上摆脱引经说教，枯燥拘束，注重文采，渐求骈俪。
2.正始散文
简单运用：
《大人先生传》与《与山巨源绝交书》艺术之异同：《大人先生传》酣畅淋漓，辞采瑰奇，骈散相间，譬喻警拔，震憾人心；《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幽默嘲讽出之，貌似平易之言，显尽高洁之志，揭露官场恶俗淋漓尽致，比喻妙谑迭出，语言生动贴切，妙思入神。
3.两晋散文
理解：
①两晋散文创作大势。西晋重技巧形式，繁缛绮丽；东晋受玄言诗影响，趋于平淡。
②潘岳《哀永逝文》：缠绵凄怆，写为妻子送殡路上的感受，借物寄情。
③陆机《演连珠》：辞藻、用典、对偶都精巧繁丽。《豪士赋序》：对句占三分之二，用典占三分之一，骈文先驱。
第二节 南朝骈文
综合运用：
①骈文的特征：骈文：具有均横对称之美的文体。四特征：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② 南朝骈文的成熟发展过程：刘宋为正式形成期，四特征已具备，优秀作家颜延之、鲍照和范晔。齐梁以后为成熟期，声律说已发明，俳偶精工、用事绵密、声律严整、辞藻丽靡。名篇如孔稚珪《北山移文》、吴均《与宋元思书》写景，刘勰《文心雕龙》理论文，丘迟《与陈伯之书》义正辞达，情文并茂。至徐陵、庾信达到高峰，几乎通篇骈偶，用典绵密妥贴自如，平仄相对且上下联相粘，全篇平仄协调，辞藻美不胜收。
第三节 北朝散文
理解：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描述40个大的佛寺，记载北魏洛阳40年政治大事、交通、市井、民俗、传说、逸闻及人物传记。属历史笔记，也是写景状物的散文。
简单运用：
《水经注》散文特点：不仅是地理著作、系统的学术著作，也是描绘山水风光的优秀散文著作。兼有叙事文和山水文的综合特点，描写逼真，刻画入微，间有抒情。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 魏晋南弱朝小说创作的繁荣
理解：
①志怪小说繁荣的原因：佛经故事、巫鬼奇谈、方士
②志人小说繁荣的原因：讲究名士风度、崇尚玄谈、清议品评人物，文人显示知识渊博。
第二节 志怪小说与《搜神记》
识记：
①《博物志》：《山海经》系统，博物琐闻
②《异苑》：神异鬼怪、名人异闻
③《幽冥录》：鬼怪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
④《续齐谐记》：记神怪，颇受佛经影响
⑤《拾遗记》：多神怪传说，属杂史体
理解：
干宝生平：任散骑常侍等职，好阴阳术数。
简单运用：
志怪小说的思想：
1、鞭挞凶残势力2、灾难事件3、婚姻自由4、不怕鬼魅4、解释自如。
艺术特点：
短小，但有些篇章技巧较成功。如《搜神记》结构完整、故事离奇、有个性，主题突出、情节曲折、细节描写、对话生动，而且文笔华丽。
综合运用：
《搜神记》的思想内容：古神话、民间传说，如干将莫邪、紫玉韩重，还有些不怕鬼，杀鬼捉鬼的故事。艺术风格：结构较完整，描写较生动。
第三节 志人小说与《世说新语》
识记：
①《笑林》：短小民间笑话，机智辛辣
②《郭子》：魏晋名士言谈逸事，文笔简洁隽永
③《西京杂记》：记述西汉人物逸事、宫廷制度、风俗传说。
理解：
刘义庆生平：刘宋宗室，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
综合运用：
《世说新语》的思想内容：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和奇特举动、士族文人放荡任性行为、品评人物、山水小品等。艺术风格：生动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以短小文字突出事件中心，以特征性的细节表现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
综合运用：
①《典论。论文》的主要内容：现存较早的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论及文学价值、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文体、文学批评态度等问题，表现重视文学、将文学独立出来的主张。
②《文赋》关于创作构思的论述：第一篇完整的系统性文学理论作品。以赋的形式阐述文学创作过程，论述了文章得失、内容和形式关系、文学的感兴、想象、独创及体裁等。
③ 《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系统完整、结构严密的文学理论专著。总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全书根本论点。文体论：20篇分为文、笔两部分，为文体定义、区别文体风格、各体流变、代表作家作品。创作论：20篇，全书精华，论文学与现实关系、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艺术构思、创作过程、文学风格与写作技巧等。批评论：提出建立正确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述了批评家的修养、态度、批评标准，为文学建立了批评方法论。
④《诗品》的文学批评成就：1、将诗歌的抒情意义提到极高的程度。2、提出“直寻”“自如英旨”的自如美说。3、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风力华采说，即审美的具体标准。
第一章 隋代文学与初唐诗歌
第一节 隋代文学
隋代文学的作者，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北齐、北周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如江总、许善心、虞世基。卢思道《从军行》：抒写北地边塞生活的真实感受，多贞刚之气，有苍劲骨力，体现了北方诗人重气质的特长。《出塞》平实的叙说中，流动着粗犷深沉的悲凉情思，真挚而浓烈，有一种北歌的慷慨呜咽之音。北方文人在学习南朝文学的表现手法时，诗风亦常发生变化。诗中所写乃南朝诗常见的闺怨题材，清辞丽句，委婉细腻，情调和趣味偏于齐梁风格。
在隋文帝时代，北、南两种诗风是同时并存的，可到了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后，身边聚集了一批南朝文士。隋代文学就明显地向重文采的南朝诗风方面发展了。
隋炀帝以天子之尊，却附诸风雅，以文学领袖自居，常聚集文人宴饮赋诗，沿袭梁、陈贵族文人以诗为娱的生活方式。这使文学创作由抒情转向娱乐，转向咏物和咏宫廷生活琐事，很快就走向了贵族文学的末路。
终隋一朝，南、北文学的合流仅限于诗风的相互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合而不同的过渡性质。
第二节 贞观诗坛与“初唐四杰”
主掌贞观诗坛的，是唐太宗及其身边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
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以唐太宗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一开始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刚健质朴；而贞观诗风的新变，则起于对六朝声律辞采的模仿和拾掇，两者之间的合而未融是十分明显的。杨师道和李百药是具有贞刚气质的北方文人，尽管在声律辞藻的运用方面日趋精妙，可风格趣味已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虞世南等人所编的《北堂书抄》、《文思博要》和《艺文类聚》等类书，成为宫廷诗人的作诗工具，以便于应制咏物时摭拾辞藻和事典，把诗写得华美典雅。
上官仪“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提出的“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以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然的整体意象的配置。体现了一种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较高水平的典范。在唐诗发展史上，它上承杨师道、李百药和虞世南，又下开“文章四友”和沈、宋。
但上官仪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主要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以高度纯熟的写景技巧，洗削了南朝诗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律诗。
“四杰”作诗，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其眼光已不局限于宫廷而转向市井，其情怀不局限于个人生活而进入沧海桑田的感慨，进而思索人生的哲理。
“四杰”的歌行体，尤其是卢、骆的长篇歌行体力作，不仅实现了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走向市井的转变，而且出现了壮大的气势和力量。“四杰”中的卢、骆、王等人往往用它来铺写抒情，夹以议论，情之所至，笔亦随之，篇幅可长可短，句式参差错落，工丽整炼中显出流宕和气势。
渐趋于成熟的五言律，因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谐调，常表现出一种感情的相对稳定。但是，“四杰”所写的五言律，也透露出一种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五言律在宫廷诗人手里，多用于酬唱和咏物，而到了王、杨时代，创作题材已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但“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不免有雕琢繁缛之病。
第三节 杜审言与沈、宋
杜审言、李峤、宋之问、沈全期等，他们入朝做官时写的那些分题赋咏和寓直酬唱的“馆阁体”诗，杜审言与李峤、苏味道和崔融并称“文章四友”。杜审言较有名的五律，是他早年在江阴任职时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把江南早春清新秀美的景色写得极为高华雄浑。
五律的定型是由宋之问和沈全期较后完成的。他们除了一联之中轻重悉异之外，还要求上一联的对句与下一联的出句平仄相粘，并把这种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从而使一首诗联与联之间平仄相关，通篇声律和谐。不仅完成了由永明体的四声律到唐诗平仄律的过渡，有易于识记和掌握运用之便；而且具有推导和连类而及的作用，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五言律趋于定型后，杜审言和沈、宋等人即成功地把这种律诗的粘对法则应用于七言体诗歌，于中宗景龙年间完成了七言律体式的定型。
宋之问的《度大庚岭》未到贬所而先想归期，一种含泪吞声的感怆情思表现得真切细腻，见不到任何着意文饰的痕迹，尽管诗律和对仗是十分的工整。沈全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此诗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心境，不用典故，无意修饰，却写得有情有景，声律调谐流畅而蕴含深厚，是早期七言律的成熟之作，被后人称为初唐七律的样板。
第四节 陈子昂与张若虚等
陈子昂是一位对唐诗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诗人。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却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
陈子昂是个政治色彩很浓的诗人，借《感遇》来恢复风雅比兴美刺的兴寄传统，使诗歌创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其失则在于以诗言理而缺乏艺术感染力。
在《感遇》诗里，有一部分是袒露作者侠肝义胆的述怀言志之作，如《感遇》之三十六：此诗作于陈子昂第一次随军北征期间，诗人亲临沙场，感于心，因于情，动于中而形中言。这种兴寄方式，已突破了古诗美刺比兴的传统局限，直接建安诗人的梗慨多气，虽在表现形式上带有受阮籍《咏怀》诗影响的痕迹，但没有兴寄无端的苦闷，而是蕴藏着壮伟情怀。
《登幽州台歌》在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悲歌中，回荡着目空一切的孤傲之气，形成反差强烈的情感跌宕。陈子昂提倡风骨和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陈子昂第一次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反对没有风骨、没有兴寄的作品。复归风雅的目的就不只是美刺比兴，而是要追踪多悲凉慷慨之气的建安风骨，寄托济世的功业理想和人生意气。其次，他提出了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审美理想，要求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和词采的美结合起来，创造健康而美丽的文学。
他对风骨的追求，他提出的诗美理想，对于唐诗的变革实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为后来唐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所证实，成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序曲。
张若虚是初、盛唐之交的一位诗人，与贺乔章、张旭和包融齐名，被称为“吴中四士”。《春江花月夜》是一首长篇歌行，采用的是乐府旧题，可作者已赋予了它全新内容，将画意、诗情与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透彻而无迹可寻的诗境。
刘希夷代表作《代悲白头翁》。
第二章 盛唐诗歌
“声律风骨兼备”成为盛唐诗风形成的标志。
第一节 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人
王维，字摩诘。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奠定王维在唐诗艺术史上大师地位的，是其歌咏归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他精通音乐，又擅长绘画，在描写自然山水的诗里，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明秀诗境，兴象玲珑而难以句诠。如《山居秋瞑》。
王维很早就归心于佛法，精研佛理，受当时流行的北宗禅的影响较大，晚年思想又接近南宗禅，这种以禅入定、由定生慧的精神境界，对王维等山水诗人的创作影响极大。诗人着重写无心，写偶然，对境观心而道契玄微，静极生动、动极归静、动静不二的禅意，渗入到了山情水态之中，王维多喜欢写独坐时的感悟，将禅的静默观照与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在对山水清晖的描绘中，折射出清幽的禅趣。著名的《辋川集二十首》，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业写的一组小诗，将诗人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怀表露得极为透彻。
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境界宏阔、气势壮大，尤其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是非同凡响的盛唐之音。由于生活环境和性格气质的不同，在诗的写法和艺术风格方面，孟浩然与王维是有区别。他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如《春晓》诗语自然纯净而采秀内映，相较而言，似比王维的诗更显淳朴，更接近陶渊明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孟浩然山水诗，遇景入咏时，常从高远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随意点染的景物与清淡的情思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如《宿建德江》语句平淡，淡得几乎看不到作诗的痕迹，而诗味却很醇厚。如果说王维的山居歌咏长于表现空山的宁静之美的话，那么孟浩然的乘舟行吟之作，则给人以洗削凡近之感，情思的净化、语言的清省和诗境的明秀融为一体，将淡泊纯净的山水之美船长地表现了出来。
自然平为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画细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但非有意于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以王、孟为中心，还有一批诗风与他们相近的诗人，如裴迪、储光羲、刘目虚、张子容、常建等。
第二节 王翰、王昌龄、崔颢等豪侠诗人
王翰是盛唐豪侠诗人中进士及第较早的一位，王翰诗多一气流转的壮丽俊爽之语，代表作为《凉州词二首》其一：以豪饮旷达写征战，连珠丽辞中蕴含着清刚顿挫之气，顿多而挫少，故极为劲健。
王昌龄是个慕侠尚气、有酒且长歌的性情中人，他作诗不是全凭情气，也很讲究立意构思，其作品除豪爽俊丽外，还有“绪密思清”的特点。如《出塞》二首其一：意脉细密曲折而情气疏宕俊爽，堪称大手笔。
王昌龄的边塞诗为后世传诵的均为七绝，为补反映复杂内容时短章的局限，他创作出了以相关连的多首七绝咏边事的连章组诗，即著名的《从军行七首》。这组诗前后章法井然，意脉贯穿，出于人之常情的离愁别怨，与英雄气慨相结合，声情更显悲壮激昂。清而刚，婉而健，有气骨，为七绝连章中的神品。诗风偏于清逸明丽，但仍有一种清刚爽朗的基调。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借送友以自写胸臆，用“冰心在玉壶”自喻高洁，意蕴含蓄而风调清刚。王昌龄是专攻七绝的高手，无论写什么题材，表达什么感情，格调或高昂开朗，或低迷凄婉，或雄浑跌宕，或爽丽自然，总有一种清刚之美在。他的七绝留存下来七十余首，写得几乎首首皆好。
崔颢《黄鹤楼》诗的前半段抒发人去楼空的感慨，后半段落入深重的乡愁，所用事典“鹦鹉洲”是连接前后的关捩。此诗虽不甚协律，为变体律诗，却被誉为唐人七律的压卷之作。盖因作者以摇曳生姿的古歌行体入律，这种亦古亦律、大巧若拙的结构体制，便于表现高唱入云的雄健气格，也使声谐句对的律句更显清拔隐秀，形成寄情高远的超妙诗境。
李颀《古从军行》：与崔颢诗不同的是，诗中缺乏鲜亮的色调，铺天盖地的野云、纷纷雨雪、哀鸣胡雁等阴冷的意象，蕴含着狂生未路的郁勃不平之气，透出一种极苍凉的悲怆情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通过对具体音乐形象出神入化的描摹，创造出清厅幽渺而又不乏刚健力度的诗歌意境。
第三节 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
高适力作《燕歌行》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极为复杂的，既有对男儿自当横行天下的英雄气慨的表彰，也有对战争给征长家庭带来来痛苦的深切同情；一方面是对战士浴血奋战而忘我的崇高精神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将领帐前歌舞作乐的不满。此诗虽多用律句骈语，并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是纵横顿宕、以沉雄气质和浑厚骨和取胜。
高适的边塞诗多数写于蓟北之行和入河西幕府期间，是据诗人亲临边塞的实际生活体验写成的，除七言歌行外，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长篇咏怀式的五言古诗，将作者个人的边塞见闻，观察思考和功名志向糅为一体，苍凉悲慨中带有理智的冷静，但基调是慷慨昂扬的。
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他写的一些与从军边塞相关的绝句，亦有气质沉雄、境界壮阔的特点。
两次出塞深入西北边陲，是岑参一生中较有意义的壮举。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岑参长于写感觉印象的艺术才能和好奇的个性，将大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慨的壮观景色，是一处值得欣赏的奇伟美。《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此诗写得大气盘旋，奇情逸发，较令人称约的是“梨花开”的意象。此次所写纯属雪花变梨花的错觉。此一错觉印象，不仅体现了戍边将士不畏严寒的乐观精神，也使边地风光更显神奇壮丽。艺术表现上，他借鉴了高适等人七言歌行纵横顿宕、舒卷自如的体势而加以创新，形式接近乐府，但完全不用乐府古题而自立新题。用韵十分灵活，有基本上一韵到底（《白雪歌》）的、也有两句换韵的（《轮台歌》）、三句换韵（《走马川》）的，岑参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他以边塞生活为题的七绝也多佳作。
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境壮阔雄浑，反映出盛唐士人高远开朗的胸襟，《凉州词二首》其一：于壮观中寓苍凉，慷慨雄放而气骨内敛，深情蕴藉，意沉调响，其沉雄浑厚处与高适诗相近。
第三章 李 白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和思想性格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一方面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想要“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精神自由，蔑视世间一切。他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李白身上有一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其一生活动的两个重要方面是任侠与求仙，任侠的思想性格使他敢于正视现实、蔑视统治者，求仙学道则是为了排遣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的抑郁和悲愤，摆脱世俗种种烦扰而返归自然。“狂”是他人生的象征。
第二节 李白的乐府歌行
其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题写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再一方面，则是用古题写己怀，后一方面的乐府诗，因偏重于主观抒情，更能体现李白诗歌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特色。
《将进酒》此诗的乐府旧题，含有以饮酒放歌为言之意，诗人据此进行联想，抒发“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豪壮气慨，将及时行乐的狂饮写得激情澎湃，具有大河奔流的气势和力量，不仅把原曲的主题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地步，还充分展示出诗人狂放自信的人格。风采。
李白歌行的创作成就比乐府高，李白的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任随性情之所至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净的神奇境界。不仅感情一气直下，而且还以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来显示其回旋振荡的节奏旋律，造成诗的气势，突出诗的力度，呈现出豪迈飘逸的诗歌风貌。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气来、情来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第三节 李白的绝句
李白绝句的自然明快《独坐敬亭山》：这是一首写片刻超然意趣的绝句佳作，李白的五绝，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随口说出而趣味丛生，既自然，又含蓄，真实简练而蕴涵丰富。这是绝句的较高境界。李白的绝句境界清新，而内蕴飘逸潇洒的风神，他的爽朗的性格、自由自适的气质，反映到他的绝句里，就形成清新俊逸的情思韵味。
《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些作品，多写诗人在大自然怀抱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属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李白的绝句，特别是七言诗，带有以古入律、自由发挥的特点。
第四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李白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慨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行路难》其一：抒写志士失意的悲愤，大气磅礴而慷慨激昂，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和节奏变换，追摹情绪冲动时情感喷发奔涌的起伏跌宕，让人直接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李白诗歌的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带有一种随意生发的狂放精神。李白诗的意象，有壮美与优美两种类型。
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
李白诗歌的影响：当时就征服了众多的读者，朝野上下，许为奇才，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独立人格、潇洒风神，他的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四章 杜 甫
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世称杜少陵、杜工部。《望岳》这是杜甫现存作口里写作时间较早的一首诗，那开阔的心胸、雄伟的气魄，不亚于李白。《登岳阳楼》此时的杜甫已是一身病痛，耳聋齿落，右臂偏瘫，还患有肺病和风湿症，自身已难保，可他惦念的却是京师关山北面的边防吃紧，为国家的安危流泪。
杜甫身上有较浓厚的儒家“忠君”思想，以社稷为重是他轸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他的忠君思想和爱国爱民情怀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对社稷和人民的较终关切，是他“忠君”的核心内容，在他身上有极强烈的“平民”意识，一生同情人民，坚定而真诚地为苍生社稷忧虑，用诗歌抒发能够引起普通人共鸣的思想情感，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杜甫的思想受儒家影响较大，但他与道教、佛教中人也多有来往，未限于一宗一派。
第二节 杜诗的“诗史”性质及写实手法
杜甫创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兵车行》自创新题，直接针砭时弊。在写法上，一开始摹写送别惨状，是纪事；自“行人但云”以下为征夫的诉苦，为纪言，采用的是一种客观的纪实描写手法。虽说是写实，杜甫的以时事入诗却含有泪水和深情，具有运笔如椽、令人为之神动心摇的感染力。
藉记事以抒情，将记中和叙事两种形式结合起来，从而使得杜诗具有“诗史”的性质。杜甫诗歌的写实手法，不仅体现在他那些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里，也充分表现在他创作的家事诗、自传诗和纪行诗里。
以叙事写法写颠沛流离的社会生活，细微而真实；用纪行方式写山川风物，精确而传神，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诗歌创作的写实手法，这是杜诗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
第三节 杜诗的沉郁顿挫和律体成就
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其时，自称“沉郁顿挫”的含意，主要是表示自己学力深厚，写作技巧娴熟。后来，当他经历了干戈离乱，饱尝人生的艰难困苦，并于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怆情怀，创作日趋成熟后，再用“沉郁顿挫”来概括他的诗歌风格，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波澜老成的含义，可真正作为杜诗艺术风格的定评。杜甫的诗歌，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反映的是一种时代加在夫辜者身上的悲剧，笼罩着忧郁悲凉的气氛。
杜诗沉郁风格的形成，是安史之乱前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时代社会心理在杜甫诗歌创作中的反映。入蜀后的十余年漂泊，是杜诗沉郁风格发展的顶峰，越到晚年愈更增加了浓厚的悲剧气氛。其郁积于心头的悲慨涌至口边时，往往又一口气强咽下去，回环往复，使情感的流程变得深沉浑厚起来，流露于笔端的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以波澜老成之感。
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是在十年困居长安期间形成的，而于杜甫晚年漂泊西南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把律诗的题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如《春夜喜雨》是杜诗五律的代表作，格律严格，对仗工整，但定得浑融流转、情韵优美，无丝毫用力的痕迹。《登高》是杜诗中较有名的一首七律，八句皆对而一气贯注，悲怆而不消沉，是拔山扛鼎式的悲歌，写得一气盘旋、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被后人评为古今七言律第一。
杜甫的绝句的声调上不是那么悠扬和谐，但章法、句法多变，刻画细致，能曲折达意，而且受民歌的影响，更多的杂有当时流行的口语。
他将广阔的社会生活全面引进到律诗里来，形成律诗强大的生命活力，并于晚年致力于近体抒情形式的探计，力图创造律诗独特的语言和境界。
第四节 杜诗的集大成和对后世的影响
杜诗的集大成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二是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不仅杜甫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受到推崇，杜诗也作为集大成的艺术范式受到膜拜。
第五章 大历诗坛
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演变的过渡期。大量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渐露出中唐面目。
第一节 韦应物与刘长卿
韦应物，他早期的诗歌创作，继承了盛唐诗人关怀现实、追求理想的传统，在他后期的作品里，诗人对从政已感失望，感情退回到个人生活的小天地里，欣赏山水之美和闲静乐趣，于中寻求慰藉。于是，向往隐逸的宁静，有意效法陶渊明的冲和平淡，成为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
《寄全椒山中道士》情谊深厚的趋势情感，出之以心平气和的恬淡之语，诗境明净雅洁而意味深长。
《滁州西涧》以极简洁的景物描写，传神地写出了闲适生活的宁静野逸之趣，古淡清腴，悠然意远，无声色臭味，似不食人间烟火语。韦应物主要以山水田园诗著称于世。刘长卿曾自许为“五言长城”。《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文字省净优美而意境幽远，可弥漫着一层难以言说的冷漠寂寞的情思，透露出浓重的衰飒索寞之气。刘长卿的诗多数写得省净流畅，既有极工的对偶句，又有结构自然、不讲字句对仗的流水对句，整散协调而节奏流畅，风格清冷淡远。
第二节 大历十才子
“十才子”之名，较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韦、夏侯审。
“十才子”齐名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主要创作倾向和诗风的相近。他们的诗歌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和称道隐逸成为基本主题。艺术表现上以谢跳为宗，讲究格律词藻，追求清雅闲淡，工于白描写景。技巧趋于细腻雕琢，大都写得精致工整，十才子诗都偏重于工整精炼，“十才子”的诗歌并没有比前人提供更多的新东西，其清雅闲淡的艺术追求，深受盛唐王、孟诗风的影响，大历诗人多生不逢时之感，缺乏他们的盛唐前辈那种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受其特定心境和意绪支配的诗歌的词语选择，往往带有凄清、寒冷、萧瑟乃至暗淡的色彩。暗淡清冷的词语色彩，使他们的诗整体上给人以凄凉衰飒的风格印象。十才子喜用白描手法写诗，以求意象的创新。其意象多由生活中常见的山峰、寒雨、落叶、灯影、蝉声、苍苔等组成，十才子诗的特点之一是写得逼真，如画工之用工笔，描写细致。
大历十才子诗的又一特点，是以写境界淡远、深冷、幽僻的山水诗见长，善于运用细微清幽的自然意象，他们的不少诗作过于讲究描写刻画技巧而显雕琢，有佳句而无佳篇。
第三节 顾况、李益
顾况，诗歌的主要体裁是古诗和乐府，诗风通俗明快，真率自然，如《苔藓山歌》：像是信手拈来，却又是那么妙趣横生，音调流畅自然，比喻新颖奇兀。
《悲歌》其二：除想象过人而外，章法结构也纵横有致，出人意表。 李益的诗较突出地表现了大历诗风格上的两重性，既有盛唐的余韵，也有中唐的先声。他的边塞诗写得较多较好。李益的边塞诗的内容比较丰富，既表现了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也表现了征人思乡的哀愁。
《塞下曲》这各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慨，明显的带有盛唐余韵。低沉悲怆的情调。其《盐州过胡儿饮马泉》。李益诗各体皆工，尤以七绝为第一，所以他的边塞诗也以七绝较为著名而流传于世。
第六章 中唐诗歌
诗到元和体变新，有以的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他们率领一批新的诗人写新乐府，作诗尚实、尚俗和务尽。有以韩愈、孟郊为首的韩、孟诗派，不平则鸣，作诗尚怪奇、重主观，刘禹锡、柳宗元也是这一时期的大诗人。
第一节 白居易、元稹等人
白居易，字乐天。白居易的政治理想是贞观之治，纵观其一生，他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而后才依次接受了佛道二家思想的影响，他以儒家思想为世用，以老子思想来谋身，以庄禅思想来娱乐。
白居易是一位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的诗人，把文字当作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要求诗歌能“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把自己此前所作的约八百首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较看重的是讽喻诗，因能反映国事民生，可发挥政治上的美刺作用，符合儒学的比兴传统。
《卖炭翁》诗中充分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他的闲适诗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
白居易的感作诗，为受外界事物所感、情理动于内而形诸咏叹者，以《长恨歌》和《琵琶行》较为有名，代表着白诗的较高成就。
白居易的杂律诗包括称为“千字律”的长篇排律，以及一些较为短小的律绝。
元稹，字微之，行九，世称元九。元稹首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他便大胆地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创作新体乐府诗，在诗里谈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专门要讽刺执政、代表伸冤。在当时兴起的新乐府的创作活动中，元稹的这些讽刺诗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他有一部分新乐府诗仍借用古题，不似白居易那样坚决彻底，旗帜鲜明，而且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形象的生动性方面，都不及白居易。
真正能代表元稹创作特色的不是新乐府，而是轻浅的艳情诗和写生离死别的悼亡诗。
在元白的唱酬诗中，元稹所呈露出来的诗人性格和感受要更亲切实在一些。元稹是深于情之人，在妻子韦丛死后写了不少动人的悼亡诗，语言朴素真切，寄寓着人生至情，为古代悼亡诗的名篇。
元、白在元和年间所写的“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以及杯酒光景间感叹自身遭遇的“小碎篇章”，加上他们两人的艳体诗在内，统称为“元和体”，形成“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局面。
元、白的这些诗，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诗歌的传统规范和传统模式，打破了诗歌创作的神秘性和典雅的贵族气，使其世俗化为社会普遍接受和欣赏的浅近文体，呈现出诗歌历史转折时期的写实尚俗特征。 在中唐的新乐府诗方面，张籍、王健的创作成就及影响仅次于白居易和元稹，一般把他们归入元白诗派。
张籍以乐府诗著名，他的诗今存四百多首，其中乐府诗约七十首，题材较为广泛，有揭露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的，也有抨击豪门作恶的，而以写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价值较高。《野老歌》将农夫的贫困与商贾的富庶作对比。《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是拒绝强藩李师道之聘的比兴之作，本非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但却可以当情诗来读。
王建的诗歌创作，以乐府诗成就较高，但以宫词的影响较大。其乐府诗主要特色是题材广泛，爱憎强烈，在以近于白话的笔调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往往喜爱以奇特而鲜明的形象，强烈地表现主题。
王建在创作中有以俗语、民歌入诗的倾向，一些小诗写得通俗流利而脍炙人口。
王建还以描写宫女生活的《宫词一百首》闻名于世，他的这些诗带有七绝连章组诗的性质，写得清丽新巧的。
第二节 韩愈、孟郊
韩愈，字退之，后人称他为韩昌黎。
韩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比较保守。他用儒家之道来对抗佛教，大力反佛。
长篇古体诗，以气势雄放和意象诡奇见长，带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欲鸣人世的不平，加之自视甚高而学识渊博，以古文之浑灏溢而为诗，波澜壮阔，滚滚不穷，手法变怪百出，可惊可叹。如《南山诗》写终南山的高峻和景象变幻，连用五十个“或”字的诗句加以铺排描写。为了穷形尽相，用排比句式罗列比喻，这是一种散文化的赋体手法。再如《山石》按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写傍晚上山入寺到第二天清晨下山的所见所闻，记叙细致，给人如临其境之感。全诗以“单行”散句贯穿，写景刻露，造语生僻，句断而意脉相连，为七言古诗散文化的典范之作。这种散文化风格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有意把诗写得不像诗，追求“非诗之诗”。
韩愈在艺术上蓄意追求狠重、怪奇、险劲的境界。但作诗追求险怪，终会走到“以丑为美”的地步，即将生活中的丑陋事物写入诗中，作奇怪之想，这是造成韩愈诗风变化的重要原因。
孟郊作诗尚奇峭，但不像韩愈那样出自才气，而是出自苦吟。在中唐大批寒士困顿失意的广阔社会背景下，孟郊成为苦吟诗人的代表，诗中颇多患难感、忧郁感，以及人生悲剧与绝望心理交织成的幻灭感。
他的诗惯于用白描的手法，形象化的比拟，和苦吟出来的精警字句。
孟郊的诗多表现其凄凉苦寒的贫困生活，诗境幽僻，风格峭硬，笼罩着一股透骨寒气。孟郊诗也有散文化的倾向，表现为诗中发议论。
第三节 李贺
李贺，字长吉。
李贺是一位早慧的诗人，他早期的诗不乏气势高扬之作，如《雁门太守行》用浓彩重墨描绘边城鏖战的激烈场面，展示守边将士的壮烈精神，意境辉煌壮丽，真可谓笔补造化。
他除了用诗歌揭露时弊外，还采用了各种不同的题材，从各个方面展示同时代许多失意的、受压迫的人们的悲惨命运。
他的相当一部分诗歌，世批判地、甚至是沉醉地描写了阴森和死亡，以阴冷凄清的笔调，营造怪诞的境界，表现过分的伤感，还有一些堆砌华美辞藻的宫体艳情之作。描写天仙地鬼成为李贺诗中引人注目、较具特色的部分。
《苏小小墓》涉笔幽冥，幻想六朝名妓苏小小为失去往日的爱情欢乐而忧伤，通篇是幽灵的恋歌，凄艳绝伦。
李贺“长吉体”的主要艺术特色，首先是在构思与艺术想象上具独创性，如《梦天》，偶有所感，便从一点生发开去，精鹜八极，思接千载，既能从现实中解脱出来，充分发挥奇异的想象，又能依据生活经验，力求感受的真切和形象的生动，并将这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构成美妙的意境。李贺诗歌的意象非同寻常，他较善于运用神话传说的怪诞、华美的语汇，别出心裁地创造出异想天开、从未有过的意象。
鲜明瑰丽的意象和丰富的主观色彩，是李贺诗歌较突出的特点之一。李贺诗具有“冷艳怪丽”的风格特色，冷、艳、奇、险，自成一家。他在诗歌的修辞上是颇下功夫的，喜用“啼”、“泣”、“腥”、“冷”、“血”、“死 ”之类的字眼，组成一幅幅冷艳的图画，表现出一种悲哀的美。他的“长吉体”诗在构思、意象、遣辞、设色等方面都表现出新奇独创的特色。
第四节 刘禹锡、柳宗元
刘禹锡，字梦得。他的诗大致可分为讽谕诗、感遇诗、咏史诗和民歌体诗。在诗史上，他与白居易并称刘、白，其实他的诗是别树一帜的。他的诗歌创作，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词采丰美而笔致流利，造境明丽清远而风神俊爽，又有一种恢宏的气度，骨力豪劲。
他的讽谕诗和感遇诗多作于被贬逐朗州期间。即便多次遭贬流放，却毫不屈服，依然信心满怀，善于化低回哀婉之音为慷慨激越之韵，且风骨苍劲，这是非常难得的。
咏史诗在刘禹锡诗中占的分量不大，却是艺术上极精湛而思想深刻的作品。他的咏史诗多为登临历史遗迹的怀古之作，一般采用五七言律绝的形式，通过对与前朝史实有关的古迹风景的描写，抒发千古兴亡之感，含有精辟的议论的卓识。他的竹枝词，注意吸收民间口语，并学习民歌悠扬婉转的情调，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刘禹锡的诗写得都比较明快，很少晦涩，民歌体诗，更是新鲜活泼、格调明快，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近体则写得更含蓄精炼，风格刚健爽朗。柳宗元，字子厚，他的诗歌创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抒写被谪贬的抑郁悲伤和思乡之情，忧愤深广，风格清冷峭拔。他在贬谪期间写了一些山水田园诗。由于孤独寂寞，他的山水诗常呈现地老天荒的空旷孤寂境界，异常冷峭清远，如《江雪》、《渔翁》。
虽说是受陶渊明山水田园诗的平淡风格的影响，但没有陶诗那么恬静闲适，而是多了一层冷漠空寂，而且写得精刻孤峭。柳诗兼有简洁、温丽、靖深之长，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第七章 李商隐与晚唐诗歌
李商隐的诗歌，善于表现细微的感受和个人心绪，诗篇精工典丽、富于联想和暗示情味。除杜牧还能独自树立外，有受李贺影响的“瑰奇美丽”诗风，有追随贾岛的“苦吟”诗派，也有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愤世嫉俗或隐逸遁世派。各派的共同倾向是都致力于艺术形式的精工雕琢。晚唐诗所体现的是一种带有浓郁伤感情绪的美。
第一节 李商隐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主要是由咏史诗和无题诗的成功创作而奠定的。政治讽谕诗《有感二首》、《重有诗》、《哭刘蕡》等有关时政的作品，直诉胸头愤慨，悲壮沉郁；便更多的却是通过个人的身世遭遇的歌咏，表现出自己对现实重大政治问题的肯定或批判，把政治上的感触和生活上的抒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咏史诗的深刻性，在于能够从政治着眼来看待一些历史现象，经常把封建帝王的荒淫恶习同政治上的祸国殃民联系起来考察。成功之处在于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或用假想之辞创造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或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深入开掘，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达到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情味的隽永和谐统一，增强了咏史诗的艺术表现力。
无题诗的内容和作意，主要说法有两种，即寄托说和爱情说。
李商隐无题诗多数与爱情有关，但性质和内容并不单一，有的寄托痕迹比较明显，有的则似有似无。他的一些无题诗，在爱情篇章中融入对社会人生的凄凉体验，和那种恍惚不定、总是若有所失的情感，所以既可以理解为爱情诗，但又不仅仅是爱情诗，如《无题二首》其一。前一首写青年女子与对方邂逅，渴望相见而不得的心情，可能寄寓了作者仕进机缘稍纵即逝后落拓不遇的感伤，但难以指明。
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大部分应属于纯粹的情诗，如《无题二首》其一： 昨夜星辰昨夜风，两心相应一点通，但徙留艳羡不已的回忆而已，非常的失意怅惘。
这些无题诗，体现了李商隐善于描绘复杂的隐秘难言的爱情心理，以及通过背景气氛的渲染和用象征手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领，创造出惝况迷离的深隐朦胧之美。他的诗成就较高的是近体，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他的绝句中反映身世之感的较多，深刻地反映了衰败时代的士人心态，写得深情绵邈，沉博绝丽。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细美幽约、朦胧含蓄，为感伤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的诗歌，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代有很大影响，李商隐那些表现感伤情调的诗歌，诗而词化的特征比较显著，这样便在诗与词之间搭起了一座过渡的桥梁。
第二节 杜牧、许浑
杜牧，字牧之。在晚唐诗人中，他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种形式写作咏史诗，用鲜明的史论笔法，寓褒贬议论于含蓄蕴藉的诗味之中，创作出许多有“二十八字史论”之誉的优秀作品：《泊秦淮》、《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
虽是悼古伤今，却在峭健之中有风华流美之致，创造出明快优美的意境，有一种俊爽的风格。他是解风情的诗人才子，写过一些有名的写离情的伤别诗。
牧的纪行、写景诗也颇多佳作，他善于选取清新明朗、能给人以快感的景物来抒写他的情怀，用色彩鲜明而飞动流走感的语言，创造出情景交融的优美诗境，如《山行》，富于诗情画意，意境优美，以畅达的语言传达出自然景物的清新气息，明丽而有立体感的画面给人美妙的艺术感受。
其咏史怀古的七绝多写得才气纵横；写艳情的伤别诗、纪行诗和写景诗，也笔调清新飘逸，不落寻常窠臼，故能在晚唐诗坛自成一格，与李商隐齐名，并称为“小李杜”。
许浑在当时诗名颇盛，有“江南才子”之称，许浑的咏史怀古诗也不乏佳作，如《金陵怀古》、《咸阳城东楼》。在凭吊古迹的感叹中，充满了对日趋衰败的唐王朝暴风雨将来临的忧慽，心中一片凄凉，流露出对无法挽回的颓势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第三节 贾岛与姚合
贾岛是著名的苦吟诗人。《秋暮》凄清寂寞，暗自流泪而苦吟不止，因颠沛困顿，已心疲力乏，所以诗中老是笼罩着阴霾凛冽的峭硬情调。
同样是苦吟诗人，孟郊代表了想用世而较终赉志以殁的悲剧性的一面，而贾岛代表的则是放弃雄心、醉心于琢磨词句的遁世的一面，郊、岛并称，宋人有“郊寒岛瘦”之说，实则岛不如郊。他的诗多是寄赠酬唱之作，极少反映对社会生活，局度也显得比较狭窄。他的五言律写得很精深，能于细小处见精神，造清奇幽微之境。如《题李凝幽居》。
因他太醉心于词句的琢磨，虽在刻画幽深清峭的自然景象上表现了优美的技巧，但因过于刻画，过于求新务奇，反而忽略了全诗的意境创造，以至有好句而无佳篇，瘦涩奇僻。
姚合诗被称为“武功体”，诗风清切峭拔。姚合作诗的才华和“苦吟”工夫都不及贾岛，所以他的大多数诗都显得平淡无奇，境界与格调也并不很高。但是姚、贾诗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以及于一联、一句，甚至一字的推敲上争奇斗巧的做法，很适合那些生活困顿、才气不大的中、小诗人的口味。
第四节 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等
皮日休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的影响较大，继承新乐府的写实手法和讽喻精神，反映民生疾苦，批判腐败统治。《橡媪叹》通过对老农妇拾橡子充饥的描写，揭露官府对人民的残酷剥削，鞭挞巧取豪夺的狡吏贪官，对贫穷百姓的悲惨命运充满了同情。
陆龟蒙艺术上较成功的作品是五七言绝句，尤其是那些描绘自然风光和抒写隐逸情调的七绝，在他不经意的散淡之作里，具有一种淡泊情思和淡泊境界，形成江湖隐逸诗风。但司空图主要以诗论著名，他提出“象外之象”说，强调诗歌要有“韵外之致”，亦即后人所说的“神韵”。认为诗歌创作应具有“象外之象”，第一个 “象”指诗中具体鲜明可感可言的形象画面，第二个“象”则指这种歌形象画面所蕴含的无穷韵味，是无象之象。所谓“辨味”就是要能分辨出诗的情趣韵味。“味外之旨”也就是“味外之味”或“韵外之致”，是诗歌意境美的重要审美特征。
第八章 唐代散文
第一节 唐代古文运动
中唐的古文运动，是一场由骈体到散体的文体与文风的革新，它有很现实的目的，有鲜明的理论主张，有较为广泛的参与者，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
在韩、柳之前，已经有许多作家从理论和实践上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特别是自天宝初至大历末近四十年中，文坛上活跃着一批复兴儒学的古文家，他们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思想基础，并进行了古文的创作实践的尝试。从萧、李等人到梁肃和柳冕，均复古有余而创新不足。
中唐的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古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受文体文风自身演变规律的支配，与唐代骈体文的发展有关。
韩、柳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论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才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臻于完善。
“文以明道”这个提法，在总结前人关于文章作为表现儒家思想体系的“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道”与“文”的关系，从而确定了“古文”创作的指导思想。从“明道”的要求出发，韩愈特别强调作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性。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韩愈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口号，这一看法，把“明道”与对现实的批判联系了起来。
韩愈明确提出“唯陈言之务去”的主张。“去陈言”包含反对困袭、模拟之意。韩愈除了要求文章“去陈言”和“辞必已出”外，还要求文字的表达要流利畅达，合乎语法，提出了“文从字顺各识职”的文学主张。提倡“文者以明道”，而所明之道又是圣人之道，就这点来说，柳与韩是一致的。柳宗元在反对绣绘雕凿的文风方面，也持与韩愈相同的态度，对于文体、文学语言的变革，他的意见也大体与韩愈相似，但不如韩愈那样系统、简明。
第二节 韩、柳散文的杰出成就
将原属诗赋的纯文学的情趣风神纳入短篇散文之中，使其成为文学散文。这是他在文体改革上的彻底之处，也是他提倡“古文”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愈的古文在各类文体的创新上有突出贡献。碑志作品较多，巧于摹写，注意剪裁，把精辟的议论，真挚的感情运用于其中，加之善于刻画人物、突出中心，使其成为“一人一样”的生动的传记文。赠序和杂记、杂说等文体，则属于韩愈再创的新体，韩愈以诗之唱叹韵味化入赠序中，又穿插议论，遂形成融抒情、记事和议论为一体的杂文文体。韩愈杂文中的“杂说”，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富，行文尤为不拘一格。在写作实践中，韩愈几乎可以用各种体裁，在各种题目下，根据现实的需要和自己的意思，自由地记叙、描写、议论和抒情。在写作中，韩愈主张“文从字顺”，在他的文章里，能够把口语、古语、僻语、奇语等形形色色的语汇加以精心选择、推敲，重新改造，组合铸造成新词语。
韩愈的古文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创作风格：雄深雅健、猖狂恣睢的艺术风格。
柳宗元的人物传记，一个突出特点是：主人公大多是社会上地位不高或被压迫的人物。这些人物传记虽然大都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有的作品也带有若干虚构、寓言的成分，或作了一定的夸张。作者所着重描写的是人物的奇特之处，并通过人物奇特的浍写出鲜明的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来。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其散文中较具艺术特色的作品，极富诗情画意。柳宗元写山水记的动机，不仅是以发现被遗弃的山川之美来反映他自己的见弃，发抒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而且在山水记里面还曲折地提出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批评。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善于捕捉自然事物较独特较精微的变化情态，其笔下的山水，往往是虚实相衬映，动静相转化，侧重于传神，整个境界则是安祥静谧的。但由于写于长期谪居之中，心情未免低沉抑郁，境界过于清冷寂寞了些。
柳宗元文学散文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他的文学散文创作成就在以下两个方面有高出韩愈的地方：一是在传记散文方面为普通百姓立传，二是在山水散文方面创造天人合一的意境，风格冷峭，蕴涵理趣，开创了描写自然美的游记散文创作的新局面。
第三节 晚唐的讽刺小品文
晚唐骈文的复兴，是古文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骈文之所以复兴，却又与古文运动的局限有关。 晚唐的讽刺小品文却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晚唐小品多为刺世之作，篇幅短小精悍，批判性强，有如匕首与投枪，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等。
皮日休《读司马法》一文中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帝王的权位是用老百姓的生命换来的。陆龟蒙《野庙碑》，借对农民祭祀庙中土木偶像的描述，转而鞭挞大小封建官吏的凶狠残暴和伪善无用。罗隐《英雄之言》发挥《庄子。胠箧》“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对历代统治者打着解救百姓的幌子争夺帝位的行径进行了揭露。
第九章 唐传奇与变文、俗讲
第一节 唐代传奇小说
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志怪之怪，多指超现实的神灵鬼怪之事，而奇字含义则要广泛得多，不光可指超现实的奇异之事，也可指现实中的奇人奇事。这后一方面正是唐代的小说创作有别于六朝志怪的地方。
若从小说自身的演变来看，唐传奇的兴盛与唐人的“有意为小说”有更为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与唐人的小说创作观念有关。
从初唐的武德年间至大历末，为唐传奇的初兴期，即由六朝志怪小说演变为唐人传奇小说的过渡期。
《游仙窟》是唐传奇初兴期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带有骈体小说的鲜明特征。从元和年间开始到大行初（也就是习惯所称的中唐），是唐传奇的繁盛时期。
元稹的《莺莺传》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爱情小说，也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唐人传奇。蒋防的《霍小玉传》是继《莺莺传》之后的又一部爱情悲剧，也是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沈既济的《枕中记》也是唐传奇中的名篇。
从晚唐到五代是唐传奇的衰落期。相传为杜光庭所作的《虬髯客传》，是晚唐游侠小说中成就较高的代表作。
唐传奇的虚构和想象已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唐传奇还标志着文言小说文体的完全独立。首先，唐传奇作家大降低自己描述对象的社会层次，把笔触伸向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奇人奇事。其次，唐传奇将所写故事情节化、细节化，注重写人物的生活琐事，尤其注重写他们的情感生活或性情偏嗜之类的细节。第三，唐传奇的叙事模式由故事中心向情节中心、人物中心演进。
唐传奇的文采与臆想之丰富和瑰丽也不同凡响，其叙述语言雅俗兼采，时庄时谐，用文言描写物态人情以至琐屑情事而获得成功。此外，唐人还将其较拿手的诗歌辞赋大量运用入传奇文，唐人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的写作小说的开始，他们的一部分优秀作品一直是后世小说家学习和借鉴的榜样。唐传奇在故事题材或内容上成为此后中国许多较美丽的故事的渊薮，是后来宋元明清许多小说戏曲汲取原料题材的宝库。
第二节 敦煌变文与俗讲
“变文”是唐代民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其体裁是有说有唱的，后来为佛教俗讲所借用，所以在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里保存较多。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
就其取材而言，这些变文可分为三类：一是演说佛经故事的宗教性作品；二是演说历史故事讲史作品；三是演说民间传说题材的作品。
“变文”的识别特征有二：一为“×××处，×××说”的形式，正是讲唱交替的地方，也正是显示、指点图画的时候。二为“当尔之时，道何言语”的形式。
俗讲，又可称为讲经文，取材全为佛经，思想内容不外宣扬佛教教义，诸如无常、无我、业惑、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它是解释佛教经典的，将艰深而不为“俗人”所懂得的经文，加以通俗的演释后，变得使人人都能明白知晓。
俗讲属宗教性讲唱文学，说唱配合，一段散文叙说，一段韵文歌咏，俗讲的讲经文是有一定的程序的。
第十章 唐五代词
第一节 早期的民间词与文人词
燕乐在唐代原称俗乐，词是唐代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较初是唐代音乐燕乐的产物。词产生于初盛唐，中唐以后方开始流行起来。
敦煌曲子词题材范围较广，与盛唐诗人所写征戍、闺怨一类相同，情感真率而语言通俗生动。
敦煌曲子词，除语言的俚俗质朴外，还保存着词初起时的“原始”状态，即体制的“不稳定性”，其优秀作品总是想像丰富，比喻贴切，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通俗易懂，与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颇多共同处。
文人词大约产生于唐时期，标志着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唐的文人词，主要是汲取民间词的表现形式来从事创作，形式比较短小，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泼的特色，题材也较为广泛。
中唐是文人作词的尝试阶段，尚无专门从事词创作的作者，写诗的手法作词带有绝句风格，词与诗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楚，多体制短小之作。
第二节 温庭筠、韦庄与花间词
温庭筠，字飞卿。温庭筠在晚唐诗坛与李商隐齐名，号称“温李”，是唯美诗风的代表作家。他是晚唐词坛第一大词人，是“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菩萨蛮》善于写美女的体态妆饰及其闺阁情思，但不作明白的叙述，而是以物象的错综排比和音声的抑扬长短，增加直觉印象的美感，引入产生一种深美的联想。
温庭筠的词常以静态的描绘代替抒情，尤着力于细部的重彩描绘，富有装饰性，而且善于用暗示的手法，意象的衔接是跳跃性的，需要用想象补充，造成含蓄的效果。
在开创“词境”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温庭筠可以视作是由诗变词的开创性人物。他的大部分词注重文辞声律的华美精工，其艳丽处有如晚唐诗风，然亦有绝佳而不为词藻所累的近于自然之作。再如《更漏子》、《梦江南》用少藻饰、多白描的语句写离情别恨，无名的愁闷，似无可奈何的轻喟，词境缠绵悱恻，凄丽而有情致，颇有民间曲子词的风味。此种无心寄托而悲愁深隐的作品，对后世词的发展有更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韦庄以词名世，与温庭筠并称“温、韦”，但他的词写得疏朗、显直，主导风格与温庭筠是不相同的。如果说温庭筠开创词为艳科的传统，注重藻饰，以浓艳见长；那么，韦庄则是对民间抒情给以艺术的加工和提高，多兴会酣畅之作，以疏淡为美。他写词以抒情为主，深入浅出，心曲毕露，故不着力于藻饰，唯将一丝一缕之深情真切地写出。《思帝乡》写的是常见的情爱题材，但长于勾勒，直接描述人物的心理感受，笔调放秀美，开启了用词直抒情怀的风气。
韦庄和温庭筠各有所长，各自开辟了一种新的词风，反映了词由仅供歌儿舞女演唱的“伶工之词”，到抒情写怀的“士大夫之词”的渐变过程。温庭筠词中触目皆见精丽字面和绮丽意象的结合，以及香软词境，对于词在晚唐五代迅速兴起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韦庄相对淡漠词体佐欢酬宾的实用功能，直接抒写情怀意绪，开启了文人词自抒情情的传统，成为南唐词的先导。
花间词派是晚唐五代奉温庭筠为鼻祖而进行词的创作的一个文人词派，得名于后蜀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
花间词人援齐梁宫体诗的题材、字面和技法等入词，以词的闺阁氛围、情恋场景和女性关注心理的满足，体现着一种娱乐消遣功能，开启了曲子词艳科娱人的传统，婉丽绮靡的花间词风，亦成了词的主导风格，对后世词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冯延巳、李煜与南唐词
如果说前期西蜀词主要用于应歌，秾丽之作较多，接近晚唐；那么，后期的南唐词则较重抒情，多疏淡之作，较为雅致，接近宋初。南唐词增加了表现人生际遇方面的真实情感，词人择调又重其抒情性，声情高度谐和，语言趋向清雅，基本上完成了由“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重大转变。
冯延巳作词不追求人、物描述的具体、真切，而是重在抒发触景所生之情，情思千回百转，若有寄托，又若无寄托，深婉蕴藉而缠绵悱恻，将晚唐以来的婉约词风又推进了一步。冯延巳于词中着力表现的是雅致优美的意境。
他的早期作品以反映沉溺声色、纵情逸乐的宫中生活为主。他的绝情词并未脱“花间”旧格，但写得较为真切率直。
李煜当上偏安皇帝，开始写心情沉痛的离愁别恨，由对外界事物的描绘转入内心情感的表白，抒写孤独、惆怅和无奈等难以明言而又牵肠挂肚的茫然心绪和抑郁情怀，显得格外沉痛。写亡国的深悲世痛是李煜词较感人的篇章。
《浪淘沙》、《虞美人》在对江山、故国的怀恋中，充满了悔恨、悲愤和哀愁等复杂的情感，感慨极深，词境也极为阔大。李煜的后期词，纯以白描后法直抒内心的极度悲痛，词中时空跨度很大，旧事新境贯穿，既能引发联想，又加大了感情容量。
重点难点考试目标
第一章 隋代文学与初唐诗歌
第一节 隋代文学
识记：
隋代文学作者的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北齐、北周旧臣，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
卢思道及其代表作品《从军行》
杨素及其《出塞》诗
理解：
卢思道《从军行》的艺术特点：真切感受、贞刚之气，苍劲骨力。
简单运用：
北方文人的诗风变化：文采和情调融合了南朝风格，在表现手法上受南朝文学的影响。
综合运用：
隋代文学的过渡性质，聚集了一批南朝文士，向重文采的南朝诗风发展，南北文学相互影响，隋朝文学仍然呈然出合而不同的过渡性质。
第二节 贞观诗坛与“初唐四杰”
识记：
贞观诗坛的主掌者，为唐太宗及其身边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
贞观时期所编应制咏物所用的类书《北堂书抄》、《文思博要》、《世文类聚》。
上官仪与上官体：“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上官）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律之美的倾向。
初唐四杰：唐初四位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理解：
上官体的特点，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声辞之美，健康开良的创作心态，雍容典雅的气度，是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典范，上官体在唐诗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
“初唐四杰”在创作上的不同个性特点：王杨擅长五律，卢骆擅长歌行。
简单运用：
贞观诗风的新变，由刚健质朴趋向表现技巧的贵族化和宫廷化：开始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刚健质朴；后模仿六朝声律辞采，融而未合；风格趣味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
上官体的创新和局限：主要体现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以高度纯熟的写景技巧，洗削了南朝诗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局限于宫廷，缺乏慷慨雄健之气。
综合运用：
“初唐四杰”诗歌的创作特点：不平之鸣，慷慨悲凉，从宫廷走向市井，不局限个人生活，进入社会变迁的感慨，进而思索人生的哲理。七言歌行气势壮大，抒情夹以议论，可长可短，工丽整炼中显出流宕和气势。五律成熟，也透露出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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